本文转载自公众号：易水文旅，ID：T-newmedia，作者：周易水
01
唐朝天宝三年，即公元744年，李白在洛阳碰到了杜甫，一个44岁，一个33岁。
在诗歌写作的最好年华，两人相遇了。或许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仅是一次无意的邂逅，但置于千年流淌的诗歌血脉里，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相逢。
对于这次相逢，现代诗人闻一多曾这样激动地形容：
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，发三通擂鼓，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，大书而特书。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，除了孔子见老子，没有比李白与杜甫的会面更重大，更神圣，更可纪念的……
当时的李白，已经是诗坛顶级流量担当，红得发紫，但在仕途上却屡屡受挫。李太白一边放浪，一边苦闷。放浪是一种态度，苦闷是一道背影。
此时的唐王朝，已经隐隐在走下坡路。唐玄宗李隆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(公元713年～公元741年)，成为帝国最耀眼的那颗星。然而744年的李隆基在长期的执政生涯中也明显产生了倦怠以及自满，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好大喜功、骄奢淫逸之路，如同中国封建王朝几乎每位“明君”的晚期宿命一般，甚至也包括那个所谓“千古一帝”康熙。
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李隆基后来能狠到一连杀掉包括太子在内的三个亲儿子，周围还有谁再敢去说半个不字。李隆基后期已经成功被李林甫、杨国忠等一批口蜜腹剑之徒团团围住，身边已经没有人再跟他讲真话、讲实话。比如，杨国忠为了迎合李隆基，屡次吹嘘帝国的仓库有多丰沛，搞得李隆基高潮迭起直接率领群臣去参观仓库，果真一派仓廪丰盈的景象。殊不知，那是杨国忠之前暗中疯狂做了手脚的缘故。如此这般，李隆基很难不自我感觉良好，并且心安理得“视金帛如粪壤，赏赐贵宠之家，无有限极”。
近三十年的励精图治，以及由此上溯本朝自高祖、太宗以降一百多年的艰辛奋斗，眼看就要在这一场互相欺骗中毁于一旦，此时根本不用魏征级别的死谏之臣，但凡有几个能策略性地说些实情，恢弘的大唐帝国也不至于塌陷得那么毁灭性。
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”。历史有时总在兜兜转转中让人扼腕叹息。
没有迹象表明李隆基已经觉察到帝国隐藏的巨大危机，他还是习惯于以明君自许躺在功劳簿上醉生梦死。
公元744年，大唐王朝还有个微妙的人事调整。这一年，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再进一步，兼任了兵力最多的范阳节度使，此后还兼任了河东节度使。唐玄宗时期，顶峰时也就十个节度使，职能设置近似于现在的军区司令。咣里咣当，安禄山一个人干了三个军区司令，极度聚拢的军权，也为其后的“安史之乱”埋下了一根重磅引线，以致将大唐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李白在长安苦熬了三年，一直没谋到个正儿八经的官职。李白不想当官吗？太白太想了，否则也不会拼命给长安城的达官显贵们“献诗”，而且一生先后娶过两位前宰相的孙女。李白以为自己够低声下气了，但是娘胎里带的毛病是改不掉的，写个破诗还摆谱，非让皇帝宠宦高力士为他脱靴子。那边安禄山真可以低到尘埃里，满心欢喜认小十几岁的杨贵妃做“干妈”。这“情商”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，也注解了两人不同的仕途走向。
当然，也不必苛责李太白“官瘾”大，除了个人的政治理想，古代苦读寒窗多年不当官还能干什么呢，当时也没给读书人提供可走的技术职称路线。诗人又不考级，办个辅导班都没人报名。正如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所析——“古代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，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，发挥他的创造能力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、一族以荣誉”。
李白就立于这样的整体社会氛围中，在长安患得患失，但对于政坛光怪陆离的景象确实也看累了。言不由衷的光鲜庙堂，远不如随时赤诚相见的澡堂，在搓澡巾的加速度下实现肉体与灵魂的双频共振。各种因素作用下，公元744年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，李白干完最后一坛烈酒，拂衣而去，就着长安的月光再次仗剑入江湖，一路闲逛到洛阳。
杜甫此时的状况呢？他正处于诗坛的稳步上升期，已经写出了那个千古名句——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不过科举一直不顺，困顿于洛阳城，正准备到长安放手一搏。
在洛阳，在744年，代表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最高峰的“双子星座”，人生轨迹交织在了一起。这是诗经和楚辞两大文学源头的再次抱冲升腾。
两人见面寒暄了几句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杜甫猝不及防啪啪啪甩过去几首诗，李白称赞了几句，就算通过了朋友圈认证。
早几年来的杜甫，显然对洛阳更熟悉一些。一大早，杜甫带着李白穿小巷、寻里坊，体味寻常生活的烟火气息。他们从定鼎门逛到龙光门，一起驻足，一起叹息，累了就歇歇，边坐边聊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，知心话儿大倾诉。
当时的洛阳是唐朝的“东都”，面积大约有47平方公里，人口超过了50万，是全国的第二大城市。这座古城一路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跌宕起伏，宋代名臣司马光就曾感叹过：“欲知古今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”。
在这座城市凭吊历史遗迹、欣赏自然胜景、感怀人生际遇，显然是最惬意不过。李杜二人也有遗憾，洛阳的牡丹早开过了。不然，在姹紫嫣红的牡丹花下，他们也许会触发更浓的诗情。
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临了。说分手，谈何易，特别是心理极度敏感的诗人们，本来就储备着满肚子的离情别绪。
五步一回头，十步一停留。最终，两人约定秋天在梁宋再会，那里的秋景很美，还可以访道求仙。
02
公元744年的秋天很快到了，李白和杜甫如约相见于梁宋，大致就在如今的开封、商丘一带。
在那里，两人经常手拉着手儿漫游，穿梭于自然风景和人文遗迹之间，晚上睡觉更是同盖一条被子，那画面想来一定很美。以至多年后，杜甫还念念不忘写诗追忆——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。
幸甚至哉，唐朝此时还没有娱记，否则又要无端生出许多是非。唐朝进奏院邸报的头版头条，显然是不会出现“两个花样哥哥旅行十指相扣，李白疑出柜?”之类耸人听闻的标题。
这次梁宋之旅，对于李杜而言，尤值回味的便是凭吊了一处琴台。那是开封城外的“吹台”，春秋时期盲人琴手师旷就在那里弹奏。寂寥的旷野中，师旷经常自己弹给自己听。
相传，为了练得一手好琴，师旷用艾草熏瞎了双眼。这一切，只为了排除外界的纷扰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这种决绝的态度，为亘古的琴声平添了一抹难以名状的悲壮色调。
李杜二人游览时，吹台已经破败不堪。两人兴高采烈地登上台，又若有所失地走下台。就要离开时，李白突然在吹台前击剑而歌，杜甫则默默打起了拍子。秋后，夕阳的余晖洒在两人的脸上，映出的是清泪。回应他们的，只有前方缓缓东流的汴水。
他们应该都感受到了繁华落尽的苍凉，然而，或许他们还未意识到，道尽盛唐风流的诗人们及其身后恢弘的帝国，其后的命运都将江河日下。
公元744年，还有一位着名诗人选择告老还乡，也是李白客居长安经常向其“献诗”的盛唐名臣——贺知章，字季真、号四明狂客。李白的那个着名别号“滴仙人”，就是贺知章最先叫起来的，李白有诗为证：“四明有狂客，风流贺季真。长安一相见，呼我谪仙人”。
回乡当年，贺知章就去世了。不过他也算人生赢家，活了86岁。回乡的744年，贺知章还一不小心写出了其最知名的一首诗作——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。
事实上，在744前后几年，大唐一批贤臣如张九龄等都选择了不同形式的“出走”，或者告老还乡，或者称病请辞，或者被贬出京。因为他们深昧了“龙颜大怒”、“一言九鼎”的残酷性，不想违心附和，又看不下去，选择隐退是一条路。大唐充满无限希望的青春期就此结束，一个时代宣告谢幕。
旅途中，李白杜甫当然也会谈论朝纲乱象。不过对于杜甫豪情万丈地畅想入仕长安，李白几次欲言又止，长安可没小老弟想象得那么美好，但最终还是不忍心泼冷水，因为杜甫怀揣的是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理想。
李白本人的政治理想是——“愿一佐明主，功成还旧林”，与杜甫一样都期待辅佐明君成就一番事业，不过李白还多了个成就名就后的“隐退”情结。因此，李白诗歌中会多次出现“功成拂衣去”之境，如“功成拂衣去，归入武陵源”、“若待功成拂衣去，武陵桃花笑杀人”、“功成拂衣去，摇曳沧洲傍”等。
在这次旅行中，李杜二人还碰到了一位混得更惨的边塞诗人高适，嗯，就是那个写出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家伙，一度乞讨为生。这老哥仨倒也臭味相投、棋逢对手，迅速由自由行转为组团游，沿途“饮酒观妓，射猎论诗，相得甚欢”。
唐朝诗人年少时期基本都经历过一个读书游历阶段，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将漫游、壮游、游学的习惯保持终生，他们用双脚丈量了大唐的山山水水，这是海纳百川的盛唐气象的魅力之一。
大数据显示，李白留存下来的近千首诗作，其中“游”字出现了228次，其一生爬过80多座山，涉过60多条江河、20多个湖潭；杜甫留存下来的诗作大约1500首，其中“游”字出现76次，亦游历了众多名山大川，一生反反复复出门远游。
这次梁宋之旅，一行人还特意去了王屋山的上阳台观，既为求仙问道，也是拜访李白的朋友司马承祯道长。不曾想，司马承祯已经仙逝，李白情难自已，望着道长的山水画遗作，泼墨摇笔写下了25字草书——“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笔，清壮可穷。十八日，上阳台书，太白”。
如果能有闻一多先生那么浪的文采，此时一定要再发三通擂鼓。因为，这幅草书，是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《上阳台帖》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又隔一年，公元745年，李白和杜甫再次结伴到山东游玩。此后两人一个南下江淮，一个西上长安，踏上更漫长的人生旅途，此生再未谋面。
事隔多年，两人仍对这段结伴旅行的经历感怀不已。李白写过几首思念杜甫的诗歌，情真意切。而杜甫写得就更多了，他春天想李白、冬天也想李白，在天尽头想李白、在梦里也想李白，于是就有了《春日忆李白》、《冬日有怀李白》、《天末怀李白》、《梦李白》等等诗歌。
一段旅行，见证了一段古风犹存的君子之交，他们后来一个成了清新飘逸的“诗仙”、一个成了沉郁顿挫的“诗圣”。历史的赠予以及补偿，有时也是足够慨当以慷。大唐只不过少了两个庸碌无趣的小官僚，却多了两位不见古人也不见来者的诗歌昆仑。
千百年后，李杜的旅行伴随着亘古绵长惺惺相惜的情谊，被后世仰慕，快哉。
（注：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《中国旅游报》，致谢当年小伙伴们的盛情相邀，在督促中写了文人旅行的系列故事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