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转载自公众号：小荣说 ，ID：xiaorongshuo，作者：孙小荣
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就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理想中的生活常态被打乱，演进中的世界秩序被重构，历史并没有终结，文明的冲突在蔓延，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历史还在不确定中生成，正如马克思所言，“一切坚固的东西，都烟消云散了；一切神圣的东西，都被亵渎了！”
一场疫情在短短的半年内，演变成了一场世界的分裂，平静之下的暗涌掀起的波涛汹涌，正在撕裂着二战结束后，半个多世纪以来全人类共同努力缔结的相对平和的秩序和发展空间。
就像一个看似健康的人，在一次偶发的身体病变之后，进行全面的体检，突然发现浑身全是病，且相互纠缠、交叉，再高明的医生也束手无策，无法对症下药，治疗了这个的同时，又引发了其他并发症，进而由身体的病痛，唤醒了对不确定的未来极度缺乏安全感的“精神危机”。
这是信息化导致的时代精神状况，在看似开放的空间，营造着社会个体的“孤岛效益”——认知的孤岛和精神的孤岛。在不用面对面交流的时空里，充斥着不用担责的情绪和语言的戾气，让未曾经历十年浩劫的新生代意外地发现，原来我们的身边无时不在地充斥着常识、认知和价值观的分野与冲突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每个家庭努力营造的幸福生活的常态，正在被颠覆；每家企业努力积累的财富，精心探索的运营模式，正在被重构；每个国家努力构建的发展蓝图，正在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不相容的民族主义冲突中被搁置，被孤立；政治秩序的普遍性追求消减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对峙卷土重来；经由全球贸易构建起来的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全球化格局，在互不相容的政治冲突中，呈现出“内卷化”或“新结盟”的态势。
我们或许没有想到，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体系中，在构建“全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时代进程中，在人类科技、智慧发展带来的，以高速度、高效能助推人类文明达到历史空前高峰的当下，历史的演进在政治观念的操控下，出现“历史的倒退”。
齐格蒙特·鲍曼在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一书中提出，“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，其实是相同和难以区分的。”“现代性始于理性，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。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，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，导向高度的野蛮。”
“新冠”疫情，给在盛世享受岁月静好的人类，再一次敲响了警钟。
每一个具有爱好和平世界观的人，每一个充满理性价值观的人，每一个向往美好生活人生观的人，都在忧心忡忡——更糟糕的战争会不会发生？新一轮的“冷战”会不会重演？
毕竟，对于普通的社会个体而言，世界和平才是美好生活的“基本盘”，和平共处，才是全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世界。
可是——
冲突为什么会发生？
不相容为什么会存在？
社会为何会存在异议？
世界为何存在不平等？
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为何要陷入你死我活？
民众的情绪，为何会成为政客玩家利用的利器？
这些宏大的“人类普遍性问题”，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、职业、观念和前景；如果这些问题悬而未决，它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世界的未来，残酷地伤害我们的后代。
是否存在普遍性价值主导的和谐秩序、均衡发展？
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，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的余波——“冷战”，以科技、工业、信息高度发达为主导的现代性，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，而是更多的苦难。
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纪之交，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和构想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，并为未来的人类世界格局推演可能出现的蓝图。
1989年，弗朗西斯·福山发表《历史的终结？》，以设问、可探讨的方式提出，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“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”和“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”，人类历史演变就此终结。虽然此后面对各种争议和质疑，福山不厌其烦地写下诸多著作，以佐证他“历史终结”的观点，但历史并没有走向他所推演的单一化，而是走向了多元共存。
与福山相对，同样是美国人的塞缪尔·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《文明的冲突》，认为在“冷战结束”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，不再由意识形态主导，而以文化差异构成的“文明的冲突”，这些异质文明之间极易发生“断层线冲突”，从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，重构世界格局及秩序。
2001年发生的“9·11”时间似乎应证了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。亨廷顿的研判充满了西方人的忧患意识，并替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文明构想出潜在的“假想敌”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崛起的中国，及以中国为主导的中华文明。
亨廷顿认为，他提出“文明冲突论”的初衷，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，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。他也的确为21世纪的人类如何多元共存，共同发展构建起了一个理论框架，最关键的是——他的某些预言，正在变为现实。
进入21世纪，互联网、跨国交通、经贸合作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，将世界变成了一个“地球村”，全球化势不可挡，人类在反对政治霸权、单一价值观、消费主义的同时，尊重文化多元，倡导一种具有普遍性情感价值的新人文主义，来消除认知壁垒，构建和谐世界。
早在1990年，80岁高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，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“箴言——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，倡导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、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，必须遵循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，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。
费老更是强调，“文化自觉”是文化认知的前提，只有先认清自己的文化形成和文化优劣，才能尊重、欣赏、辨别“他者”的文化，从而促进友好、平等的文化对话和交流。
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《多元文化中的中国思想——21世纪跨文化流通十六讲》中提出，21世纪新人文主义的认识论是互参、互证、互识、互补的“双向认知论”。
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文化之中，但人类毕竟具有共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，比如对于幸福与痛苦的感知，比如良知、善心、怜悯、移情。
误解之所存在，冲突之所产生，是源自信息的不对称，了解得不够多，彼此的认知不够深，还有就是，我们总是依赖于信息的掌控者希望我们看到的信息，我们也总是依赖于自己选择相信的信息，而缺少求证精神和理性思辨。
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，没有一种文明是在封闭的空间形成，它们都在费正清提出的“冲击与回应”框架中，在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的交流、交往中，完成了相互渗透与“自我更新”。正如罗素在《中西文化比较》一文中所说——
“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。希腊学习埃及，罗马借鉴希腊，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，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。”
中国文明也是在于少数民族的互动，与周边国家的互通中，完成了“自我更新”，更加丰富、多元，最终形成了多民族一体的“中华文明”。
对于“自我”而言，有“文化自觉”，才能树立“文化自信”；对于“他者”而言，尊重和理解“他者文化”，才能打破认知局限，消除冲突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
问题是，如何才能达成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的互参、互证、互识、互补的“双向认知”？
无非三种途径：一是信息互通；二是对话交流；三是亲身发现。但存在的问题是，信息传递是可以被选择的，对话交流是某些权威的特权，不适合普通大众，唯有亲身发现——旅行，能够带给社会个体“融入他者生活”，实现自我审视，自我体验，自我鉴赏，自我认同的可能。
19世纪以来，随着航海技术和交通工业的兴起，正是那些怀揣各种目的的旅行者——航海、通商、传教、学习、征战、旅行等先行者的脚步，促进了彼此的发现，推动了文化的认知与交流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消费，逐渐深入富起来的中国寻常百姓家。
21世纪过去的20年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频繁，入境游、境外游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，开眼看世界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来到中国旅游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对于推动“中国了解世界，世界认知中国”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
乐黛云也认为，受赐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，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， 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。一些偏僻地区、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化，正是由于旅游和传媒的开发才广为人知和得到发展的。尽管在这一过程中，不免会有形式化（仪式化）的弊病，但总会吸引更多人关注某种文化的特色和未来。
“旅游是综合性产业，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。旅游是传播文明、交流文化、增进友谊的桥梁，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。”领导人对于旅游的肯定，给予旅游业发展更坚实的价值依据，以及行政机构的助推力量。
因此，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之间，越是存在不理解、不相容、不对等冲突的时候，越是要打开世界旅游之门，推动世界民众实现互参、互证、互识、互补的“双向认知”。唯有基于旅行体验的真实发现和体会，才能以“事实胜于雄辩”、“百闻不如一见”的力量，消除误解，促进理解，唤起包容，缔造和谐。而不是把旅游当成“外交”的一种筹码和手段，和则通，僵则闭。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，民相亲在于心相通。”
只有个体的文化觉醒，社会才能文化繁荣；只有个体消除偏见，时代才能充满正见，只有更多的个体之间达成和解，世界才不易成为某些政客的玩物，趋向理想的和谐。
因此，中国旅游发展要有超越性思维，影响旅游业的权威人士要致力于以旅游化推动文化的“双向认知”。旅游从业者也要有珍视文化、经营文化、传播文化的超越性远见，在“生意”与“生益”之间找到平衡支点，做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践行者，唯有如此，旅游业的发展才能“利在当下，功在千秋”。
法国哲学家法朗索瓦·于连在《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？》中提出“远景思维空间”——
“我们选择出发，也就是选择离开，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。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，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。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：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，但由于遗传，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，所以为了解它，也为了发现它，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，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。”
我们需要有一种“外在的观点”，只有离开自我封闭的认知空间，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，才能更好地发现自己，理解世界。乐黛云认为，有时候，自己长期不被觉察的东西，经“他者”提醒，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认知和发展。
亨廷顿在《文明的冲突》一书中，既预言了21世纪可能重塑的世界格局，也出于对自己文化母体——“西方的没落”的忧患，提醒西方在21世纪要“学会在浅水中航行，忍受痛苦，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。”
在当下及未来，这又何尝不是对“我们”的提醒！
当然，此时此刻，在这个特殊的“中国旅游日”，我们更多地忧虑如何活下去，一切大话、大词，都可以被误解为华而不实的心灵鸡汤，也容易被打脸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疫情终将过去，旅游消费的需求尚在，只是，我们都要挺住，静待旅游业绽放“时间的玫瑰”。
《时间的玫瑰》
北岛
当守门人沉睡
你和风暴一起转身
拥抱中老去的是
时间的玫瑰
当鸟路界定天空
你回望那落日
消失中呈现的是
时间的玫瑰
当刀在水中折弯
你踏笛声过桥
密谋中哭喊的是
时间的玫瑰
当笔画出地平线
你被东方之锣惊醒
回声中开放的是
时间的玫瑰
镜中永远是此刻
此刻通向重生之门
那门开向大海
时间的玫瑰
我想在这个“中国旅游日”，用一句话致敬所有人——旅行吧，让世界的分歧，在认知中和解！